郭轻松律师,中共党员,律所党支部纪律委员,中华全国律协会员。现为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劳动法律事务部执行主任,高级合伙人律师。武汉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汉阳区“八五”普法讲师团成... 详细>>
律师姓名:郭轻松律师
手机号码:15623068386
执业证号:14201201610140484
执业律所: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世界国贸大厦1座31F
小张(化名),24岁,2017年7月7日进入A公司的项目工地做木工,若一切顺利的话,小张可以凭借着这份工作养活自己,补贴家庭,让患病的亲人不那么辛苦。但意外猝不及防,仅7天后,小张在工地装模板时被塔吊上掉下来的一袋扣件砸在头部,并从5米多高空掉下来摔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后被送往武汉治疗。医院诊断为脊椎骨折脊髓损伤伴截瘫,头部外伤。
在住院的345天期间,公司不仅没安排护理,也不愿意支付任何赔偿,后期连医疗费也不再支付。小张住院期间,一直由哥哥和父亲照顾,公司没有支付医疗费后,家属自行垫付了11万余元医疗费,几乎把家底掏空,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后续的治疗和护理所需的费用更加高昂。小张和家人只能寻求律师帮助,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
办案经过
在最初承办此案时,由于工伤已经认定,正常情况下这只是一起受伤严重的普通工伤赔偿案件。然而,却是一波三折。从2017年7月7日受伤,耗时8年之久,经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工伤索赔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执行、执行异议、债权人代位权诉讼......
曲折的工伤认定行政诉讼(2017.12—2019.06)
公司发起首轮行政诉讼。小张在2017年12月便向监利县人社局申请了工伤认定,2018年1月认定为工伤。5个月后,公司不服工伤认定并起诉监利县人社局。一审法院认为小张和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撤销了人社局的认定结果。
这个结果对于小张一家无疑是晴天霹雳,一时之间难以接受,但郭轻松律师和另一承办律师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仔细研读法院判决的理由和认定的事实,一边检索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案例。一审法院是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撤销了工伤认定结果,而这么判决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拿出了一份分包合同以及分包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收据收到了部分工程款和相应的转账凭证,工伤认定决定书上的用人单位已经把项目分包给了下面的分包单位,伤者应是与分包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用工主体责任,而我方在人社局提交的证明劳动关系证据是项目部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和工伤事故报告,由于工作时间极短,除此之外无其他证据佐证。
由于在工地工作的特殊性,工资有些是现金年底才支付,有些是包工头转账,本案中我方没有工资支付凭证和公司管理方面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项目部出具的证明不能代表公司,伤者又没有其他证据,且本案所涉项目又是分包给了案外公司,两名在人社局作证的证人在行政诉讼一审时,出庭所述证言完全相反,否认了伤者与A公司的关系,所以一审判决撤销了工伤认定结果。
峰回路转,二审成功改判。找到本案的核心后,律师积极准备,查找对方分包合同中的问题和准备相应上诉材料。在二审时庭前和庭后都积极与法官保持沟通,发表书面代理意见。重点就公司项目部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工伤事故报告》进行阐述:“其一,项目部作为公司的内部机构,与一线工人直接接触,能够代表公司明确知晓小张的工作情况,并且小张每天的工作都是由项目部员工安排,小张受伤后,公司项目部还垫付过医药费,协助小张办理工伤申报手续,出具了报告并加盖公章,即便项目部的章子属于公司内部管理用途,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擅自对外盖章,也不能排除此证明所证明的事实即是公司与小张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自认;其二,相应工伤保险条例明文规定了公司负有证明不是工伤的举证责任,但在案件工伤认定程序中,公司没有拿出相应分包合同,而是在法院才拿出相关证据并且还为小张申报工伤,是自身放弃了举证的权利,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审判决采纳了人社局与律师意见,撤销了一审判决,维持了工伤认定结果。
无明文规定的一次性工伤待遇索赔(2019.06—2021.02)
二审判决下来后,小张进行了劳动能力等级鉴定,鉴定结论为伤残一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完全护理依赖,需配置残疾辅助器具。
鉴定结论作出后,律师与伤者及其家属沟通,考虑到A公司可能经营状况不好,对于工伤赔偿款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是按月支付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若后期公司不能及时支付,则需要按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将会极大的加重伤者的维权成本。考虑到该情况,选择一次性结算工伤赔偿款对伤者有利,伤者及其家属也希望能够一次性赔偿所有工伤赔偿款。律师在与伤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向鄂州市梁子湖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工伤索赔仲裁,要求一次性赔偿工伤赔偿款,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
得到法院的调解结果并不是终点,拿到赔偿金额才是最终的目的。令小张没有想到的是,执行阶段也是波折不断……
法院首例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程序(2021.02——2024.2.28)
接下来是如何帮当事人要回工伤赔偿款。A公司是总承包公司一般是比较有实力的,执行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执行过程中听说开发公司的一个股东挪用公司资金,导致开发公司资金链断裂,没有钱付工程款。A公司资金也有限不能及时付供应商的款项,供应商也开始纷纷起诉A公司。诉讼时律师也与小张及家属沟通过财产保全事宜,但小张家已经没有余钱支付保全费,而且本案诉讼中经查询A公司也是官司缠身,能否保全到公司财产也是未知数。
进入执行程序后,经查询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法定代表人年龄70多岁,继续跟执行法官沟通执行其名下分公司财产,从分公司名下执行到20余万元。这个时候,寻找A公司名下财产线索,成为了律师工作的重点。经查询,A公司在湖北十堰市承建的有一个房地产项目,加上案涉项目,律师积极与执行法官沟通,申请执行法官前往两个项目地了解项目情况,看有无相应的财产,但两个项目的开发公司资金链都已经断裂,都无法支付A公司工程款,所以法院也仅查封了两个项目上的案涉赔偿金额对应的工程款债权,离执行进一步回款还遥遥无期。
就在小张一家陷入绝望之时,律师想到,还可以在公司股东上下功夫,能否把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带着这条线索,律师又前往公司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公司的企业档案和章程,经调查分析,发现公司只进行了部分实缴资本,后续通过转股、增资的方式,新加入进来的股东和原有股东存在部分认缴资本,实缴时间是2039年,其中三名股东的年龄一名30岁左右,一名40岁左右,一名50岁左右。该情况有追加的空间,经律师与小张家沟通,依法启动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程序,案件分到了承办法官手中,承办法官直言“你这种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我们法院还没有过,我们也需要合议庭合议一下怎么处理”。于是循着以往的办案思路,继续查找相关案例,经过检索鄂州市范围目前也没有类似案例,但武汉市有相关案例,经多次和承办法官沟通本案情况,法官也很理解小张的遭遇。最终,法院裁定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由公司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案件又进入到恢复执行程序,从股东名下执行回款101000元,尚余1497755元未回款。
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终获赔偿(2025.8.4——2025.9.19)
后续又经律师和法官多方调查,某开发公司尚欠A公司工程款3000多万,开发公司与A公司协商用2套商铺抵扣部分工程款,但一直不办理商铺过户手续,该2套商铺没有被其他案外人执行和查封,于是果断发起了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直接拍卖开发公司名下商铺,两套商铺的拍卖价款差不多与未付的工伤赔偿款相当。经和小张家充分沟通了,发起了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而债权人代位权诉讼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第二,债务人对次债务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第三,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力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第四,代位标的为非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经充分细致的收集证据,最终经庭审开庭审理,法院判决开发公司代A公司履行支付工伤赔偿款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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